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王石出生于广西柳州一个军政家庭。——父亲是八路军老战士、红四方面军出身，解放后在郑州铁路局担任副局长；母亲是锡伯族人，45年参军，后在义县电话局工作。兄弟姐妹八人中，王石是长子。

一九六八年，十七岁的王石初中毕业。文化大革命爆发，他没有像同龄人那样下乡插队，而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应征入伍。六个月驾驶学习后，他被分配到新疆空九军汽车营，在吐鲁番盆地的酷热中运送军械给养。五年军旅生涯，从徐州到新疆，从驾驶兵到基层管理，这段经历锻造了他日后最核心的两个品质：令行禁止的执行力和在恶劣环境中保持判断力的抗压能力。

一九七三年复员后，王石被安排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在弥漫的煤灰和蒸汽中，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没有放弃求知。当铁路局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时，老师傅们因为他的吃苦耐劳一致推荐了他。一九七四年，他进入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学习，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已能阅读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英文原著。

一九七八年毕业后，王石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负责北至粤湘交界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的沿线土建工程。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只是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但他结识了皇岗村的农民庄顺福。一九八〇年春节，庄顺福夫妇从深圳来拜访王石，带来的进口水果和时髦装束让他深受震动，三十三岁的王石心中萌发了对这座南方小城的向往。

一九八〇年，王石通过招聘考试进入广东省外经贸委，在广州从事招商引资工作。六年的外贸经历让他近距离接触了外商和市场化运作的底层逻辑，也让他看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蕴含的巨大机遇。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王石带着广东省外经委的介绍信南下深圳，挂靠在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一个属于王石、也属于中国的时代故事，就此开篇。彼时的他尚不知道，这座日后成为全球创新之都的城市，将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

王石的家庭虽然不算显赫，但在当时的郑州铁路系统内已属有一定影响力的干部家庭。父亲性格刚烈、治家严格，母亲则温和而有韧性。八个孩子中，王石作为长子，从小就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与期望。这种家庭氛围既给了他安全感，也培养了他不服输的性格。多年后王石回忆：「我父亲是个典型的军人，说一不二。我从小就不怕困难，可能跟这种家风有关系。」 ^{[1] [2] [3] [4]}

一九八三年的深圳，还是一个充满原始活力的试验场。王石到达后发现，深圳两大饲料厂年产能很大，但原料因运输问题大部分需从北方经香港再转到深圳——供需严重错位中暗藏着巨大的价差红利。

王石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依托特区“复进口”政策绕开国内审批限制，用香港信用证结算解决资金难题，说服广东省海运局开通临时航线并延后结算运费，以零本金撬动了千万级的玉米贸易。首单七千吨东北玉米落地深圳，低价高质迅速抢占市场。

然而命运很快给他上了残酷一课。香港突发“鸡饲料致癌”的谣言，饲料市场瞬间崩盘，王石四千吨玉米滞销积压，受潮发霉、站台限流被罚，一夜之间亏光利润、倒贴七十万元，濒临绝境。

众人恐慌抛售离场之际，王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逆向判断：刚需不会消失，谣言终将破除。他赌上全部信用和人脉，锁定了三万余吨远期玉米合约。短短一个月后，谣言辟谣，市场回暖，玉米价格暴涨，这批货直接被抢购一空。最终一战翻盘，净赚三百万元——在月薪仅几十元的一九八三年，这是不折不扣的天文数字。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王石的选择。当全民蜂拥而入饲料行业时，他果断抽身离场，用倒玉米赚来的钱于一九八四年组建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搞起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正如王石后来所说：“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

这就是万科的前身。王石以“金手指”的外号闻名深圳——指哪儿哪赚钱。但与其他投机者不同的是，他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节奏感：知道何时入场，更知道何时离场。这种能力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反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回顾这段经历，王石后来总结出一个核心信条：「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这句话后来被投资界奉为圭臬，但王石在一九八三年就已经用实践验证了它。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识别周期的能力——不是精确预判，而是一种对市场需求刚性和泡沫破裂时点的直觉判断。这种直觉，在此后万科的每一次重大决策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1] [3] [4] [17]}

一九八八年是王石人生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他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同年做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股份制改造。在当时的中国，私有产权的概念尚未完全确立，大多数企业家对股权的态度是牢牢攥在手里。但王石在万科股份化改造时，主动放弃了管理层应得的企业股权。股份制改造时他存款2.5万元，拿出2万元买了万科股票，却带领管理层放弃了占股60%的企业股，并将职工股设立为基金，用于职员福利和回馈社会。多年后他解释这一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突然拥有巨额财富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他相信即使没有股份，自己也能把公司管好。

第二个决定是进入房地产。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万科以2000万元拍下深圳威登别墅地块，正式踏入房地产行业。拍卖场上，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说：“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楼面价格已高于周边住宅均价。但王石看到了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万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02——由此拉开了万亿市值的征程。

一九九三年，王石做出了又一个关键决策：让万科放弃多元化业务，走专业化道路。当时的万科业务涵盖进出口、零售、房地产、投资、饮料、影视、广告、印刷、电气工程等十余个领域。王石认为，一个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到最好，必须有所取舍。到一九九五年，万科的房地产业务利润占比增长到75%以上，成功实现了从多业务经营向主营业务为主导的专业化经营转型。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王石带领万科踩着中国城镇化黄金浪潮高速发展。巅峰时期，万科年营收突破五千亿元、净利润超四百亿元，稳居全球住宅开发商之首。在房地产企业普遍依赖老板个人意志的年代，王石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一九九九年他辞去总经理职务，只保留董事长，日常经营逐渐交给郁亮团队。

值得注意的是，万科在一九九一年上市时的总股本仅为4.13亿股，发行价1元。谁能想到这家小公司会在三十年后成长为年营收超五千亿的行业巨头？王石的远见在于：他不仅看到了房地产的市场空间，更看到了制度化、规范化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意义。在中国房地产行业草莽丛生的年代，万科从一开始就走了公开透明、规范治理的路——这条路在当时显得笨拙，但后来被证明是最正确的选择。 ^{[1] [2] [3] [18] [34]}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宝能系开始频繁举牌万科，意图夺取这家中国领先住宅开发商的控制权。一场被称为“宝万之争”的资本大战由此爆发，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控制权争夺案之一。

这场博弈的复杂性远超普通的收购与反收购。宝能系通过保险资金和杠杆资金大量买入万科股票，迅速成为第一大股东。王石在内部会议上公开表态：“不欢迎野蛮人。”他认为宝能的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会破坏万科多年建立的公司治理文化和经营稳定性。

博弈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其间涉及监管介入、各方角力、舆论交锋等多个维度。二〇一六年，深圳地铁集团入局，成为万科的重要股东。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万科在深圳召开股东大会，六十六岁的王石正式卸任董事会主席，郁亮接过权杖。王石被授予名誉主席称号——保留了创始人的尊严，但不再拥有董事会表决权。

对于王石个人而言，宝万之争是一次深刻的考验。他用三十三年创建的公司，最终在资本的力量面前选择了体面退出。这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认知：他清楚地知道，万科的存续不应依赖任何个人——包括他自己。正如他在卸任后所说：“企业的成功在于创始人离开后还能延续。”

宝万之争的结局，某种意义上正是王石早年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正是因为他一九八八年放弃股权、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万科才成为资本市场上“无主”的公司，才引发了后来的控制权之争。但也正是这套制度，让他在离开时能够坦然面对——万科不会因失去创始人而倒下。

宝万之争对整个中国商业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引发了关于保险资金入市的讨论，也推动了监管层对野蛮人敲门行为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它让所有中国企业家意识到：在资本市场日益成熟的今天，公司治理的制度建设比任何个人魅力都更重要。万科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这场持续近两年的博弈，最终以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落幕。深圳地铁集团的入局是关键转折点——作为深圳市属国企，它既保证了万科不会被野蛮人控制，又不会回到国有控股的老路。这种「混合所有制」的解决方案，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一次创新实验。而王石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从公开表态到最终放手——展现了一个创始人在资本时代的尊严与智慧。 ^{[9] [20] [32] [27]}

王石的另一面，同样精彩。他的探险生涯始于一九九五年的一张诊断书——医生在他的腰椎上发现了一个血管瘤，警告他最好坐轮椅，如果血管破裂可能下肢瘫痪。生性倔强的王石没有屈服，反而决定在可能的瘫痪之前完成一直想做的事：去看看珠穆朗玛峰。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他把广东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十七座山全部登遍了。命运的安排颇具讽刺：诊断时他的运动体检心脏评分是零分，从西藏回来后升到三分及格，二〇〇〇年登七千米山峰回来达到满分五分，此后一直保持至今。

一九九九年，王石登顶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正式开启雪峰攀登生涯。此后他一步步向更高目标进发：二〇〇一年登顶慕士塔格峰7546米，二〇〇二年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和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山。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4时37分，人类登顶珠峰五十周年纪念之际，五十二岁的王石站在珠穆朗玛峰顶端，成为中国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业余登山队员，创下国内纪录。面对鲜花和掌声，他却说：“面对鲜花、喝彩、掌声，我很不适应。”

此后三年零八个月，王石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壮举，并徒步到达北极点和南极点，成为世界上第九位完成“7+2”探险计划的探险家。二〇〇五年和二〇一〇年，他两次登顶珠峰，其中第二次他带领团队清理了七吨垃圾、回收两百多个空氧气瓶，在珠峰上实践环保理念。

一九九九年辞去总经理职务后，王石开始将更多时间投入登山和公共事务。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三年间，他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又前往剑桥大学。在剑桥，他接触到了赛艇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项运动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王石的探险精神并非一时冲动。他曾多次表示，登山对他而言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挑战自我。「登山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对人类自我的挑战。」这种心态的转变，恰恰映射了他人生哲学的演进——从年轻时的争强好胜，到后来的内省与超脱。二〇〇二年，他还担任了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将个人爱好转化为推动中国登山运动发展的公共责任。 ^{[6] [10] [11] [12] [16] [29]}

二〇一三年，王石在剑桥大学体会到赛艇运动的深层精神——同样是团队运动，篮球、足球以明星运动员为中心，但赛艇没有明星。两人划桨，一强一弱就会转弯。强的要照顾弱的，弱的不能让强的照顾，会用最大努力跟上强的。这样就会发现最后把“自我”形成了“无我”，又把“无我”形成一个整体。

二〇一四年，王石当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承诺在亚洲推广四百个民间赛艇俱乐部。但他推广赛艇的逻辑远不止于运动本身。赛艇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无论在哪里举办比赛，都会倒逼当地的水环境治理。他选择在扬州大运河推广赛艇运动，三年时间里，当地从脏乱差的垃圾中转站变成了绿水环绕的生态湿地，成为运河城市转变的样本。

赛艇成为王石推广环保理念的载体。二〇一四年至今，他创办的“深潜”公司从赛艇俱乐部逐渐发展为集训练营、水上运动基地、赛事运营为一体的综合运营商。深潜学院将二十八天的课程拆分到六个城市，拉伸至一年，王石将自己的企业经营管理和人生思考传递给企业家群体。

与此同时，王石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投入持续深化。他先后担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发起“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和“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中心”。二〇一八年，他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二〇二四年，获得《中国慈善家》年度人物。

二〇一〇年第二次登顶珠峰时，王石发起了“零公里行动”，在海拔七千米以上开展垃圾收集清理活动，将世博旗帜带上峰顶。他花钱组织运输队清理了七吨垃圾和两百多个空氧气瓶，用这些垃圾做了装置艺术在上海世博会展览，宣传珠峰环保生态。

王石对赛艇的理解远超一般运动爱好者的层面。他将赛艇视为一种哲学训练：在艇上，每个人都必须放下自我，融入团队节奏。这种体验直接影响了他的管理思维。他曾说：「企业家习惯了一言九鼎，但在赛艇上，你必须学会倾听、配合、让步。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家最需要补的课。」这种将运动精神与商业管理融为一体的能力，是王石独特魅力的重要来源。 ^{[7] [8] [23] [24] [28] [35]}

二〇一七年离开万科后，王石并没有选择安享晚年。他先是将目光投向了碳中和领域。当听到中国政府郑重宣布碳中和与碳达峰目标时，他说：“就像老战马听到了冲锋号。”

二〇二〇年，六十九岁的王石创办了深石集团，聚焦碳中和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二〇二一年，他又创办了深石收购企业有限公司，以SPAC模式向港交所申请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堪称豪华：CEO刘二飞拥有二十五年投行经验，搜狐创始人张朝阳、万科独董刘姝威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深石收购聚焦绿色科技和环保消费品两大投资主线，涵盖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电动汽车、物联网等领域。

王石解释碳中和与房地产的关系：“中国城市里大约40%的能耗在建筑，碳排放也在这里。通过建筑改造、新材料、新技术，可以将能耗和碳排放大幅降低。”他已接到多个居民楼、写字楼减排改造和产业园绿色低碳升级项目。深石资本还与海南签订50亿元绿色产业基金合作协议。

二〇二六年六月，深石集团旗下“生物圈三号”磁悬浮空调节能改造项目在深圳大梅沙落成，覆盖3.2平方公里区域，实现园区绿电占比85%、建筑综合节能率85%，被生态环境部列为“绿色低碳典型案例”。

然而王石坦言，退休后的三个创业项目——生态农业、零碳建筑、文化IP——均未成功，分别因资金链断裂、团队散伙、市场认可度不足而受挫。他认为碳中和领域“盈利门槛极高”，跨界创业需要打破地产行业的路径依赖。但他仍表示：“只要还能动，就再试一次。”

王石的碳中和事业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他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长期关注。他多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全球环保领袖交流。二〇一八年，他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关于中国企业在碳中和领域角色的演讲，引起广泛关注。他创办的万科公益基金会每年投入超过一亿元用于环保公益项目。尽管这些投入与他当年的商业规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但他始终坚持：「碳中和事业是自己在70岁找到的一辈子值得的事业。」

王石的碳中和事业不仅是商业行为，更体现了他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多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全球环保领袖交流对话。二〇一八年在达沃斯论坛上，他就中国企业在碳中和领域的角色发表演讲，引起广泛关注。他始终坚信：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碳中和需要全球协作。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碳排放国之一，在绿色转型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7] [13] [14] [15] [30] [39]}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七日，上海HYROX赛场。七十五岁的王石和搭档正在推一辆装着配重的雪橇。这项比赛要完成八公里跑，中间穿插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负重行走等项目，被称为“找虐”比赛。

很多年轻选手跑到后半程已经迈不开腿，七十五岁的王石却以约1小时38分完成比赛，拿到所在年龄组第一名，获得世锦赛资格。同时他创造了三项纪录：最年长参赛、最年长完赛、男双冠军。

同年3月，他参加HYROX北京站男子四人接力赛，团队以1小时40分27秒完赛。两个月后的上海站，他和搭档以更快的成绩拿到年龄组冠军。

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靠名声和光环。HYROX的难处在于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跑完一公里马上进入器械区，推完雪橇还要继续跑，心率刚下降又要面对下一个项目。赛场上每一分钟都需要此前数月的训练来换。

王石把每天的日程切成训练、会议和出差。清晨起床后阅读、跑步，再安排攀岩和力量练习。壶铃、划船机、负重行走和心肺训练进入日常，训练结果被严格记录。他的个人划船机年度累计里程接近80万米，在五千多会员中排名第四。

二〇二六年八月，王石在深圳大梅沙开出了“顽石”HYROX体能训练馆，定价亲民：自助训练108元/小时，一对一私教308元/小时。75岁，一辈子见惯几十亿、上百亿大生意的地产教父，如今俯身赚百元级的“小钱”。

王石对此的态度很坦然：“这不是落魄，这是最通透的商业觉醒。半生靠时代风口赚暴富大财，晚年终于学会做低风险、稳现金流的踏实小生意。”他不愿意坐在台上反复讲述当年如何创办万科——他仍然需要下一场比赛和下一张成绩单。

75岁的王石在赛场上的表现令人惊叹，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态度。他不把运动当作炫耀的资本，而是视为对抗衰老的生活方式。他曾说：「如果你的身体和思想停止活动了，你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每一个清晨准时出现在训练场上。当同龄企业家们大多已经减少工作、安排退休生活时，王石却把一天切成训练、会议和出差，忙得比以前更充实。 ^{[4] [9] [15] [31] [42]}

二〇二一年，一个沉寂了三十三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王石将万科股份化改造时放弃的企业股资产——估值约五十三亿元——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用于筹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这笔捐赠的意义远超金额本身。它回答了一个困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根本问题：当你创造了一家伟大企业之后，如何安放那些因你而起却又不属于你的财富？

王石回忆道：“股份化改造时，红头文件下来，我占股60%，剩余40%企业股可以分配给创始人带领的团队。我第二天就宣布放弃对企业股所拥有的权利。万科团队不大，我是唯一创始人，所以我放弃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说要自己的那份。一晃三十二年过去了，最后才有了这个归宿。”

“因缘际会下，清华大学发来正在筹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信息，我立刻感觉到如果把企业股资产用到这上面，那一下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了。和万科现在的团队以及专门管理这部分股份的公司商量，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响应清华大学的呼吁。从清华大学给我们信息到最后签协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了却了一个心愿。”

这笔捐赠是王石人生哲学的最终注脚。他没有选择将财富传给子女——二〇一二年与前妻和平离婚，女儿王蔚蓝并未进入万科管理层；也没有选择建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来延续个人声望。他将财富最终指向了全人类的共同议题——公共卫生。

从33岁的玉米商人到75岁的极限运动员，从放弃股权的创业者到捐赠53亿的慈善家，王石用四十二年完成了从“创造财富”到“定义财富的意义”的蜕变。他的人生弧线证明了一件事：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不仅有人能创造商业奇迹，也有人能在拥有之后选择放手，在放手之后找到比拥有更重要的东西。

王石的财富观在中国企业家中极为罕见。他不追求个人排场，不收藏豪车名表，日常出行坐经济舱，穿着朴素。在深圳这个豪宅遍地的城市，他自称「也就是个中产阶层」。这种朴素的财富观与他对企业制度的信仰一脉相承——他认为财富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流动和转化。将53亿资产捐赠给公共卫生事业，正是这种理念的终极表达：财富最终应该回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5] [21] [25] [26] [33]}